关于循环与发展的哲学思考、突围机制与现实启示
摘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在科学的循环观看来，事物是在运动中存在，而运动其实是一种循环运动。
任何事物，不论是天然事物还是人工事物，在时间链条中周而复始并有规律地发生发展，这就构成了循环运动。
事物的循环运动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复杂性、历史性、开放性等特征。要实现由循环运动向循环发展的转变，必须构建一种“突围机制”，循环运动中突围机制的生成是受趋利避害规律支配的。所谓突围机制是揭示或反映事物突破原有循环运动而呈现出向上向前发展变化的方式、机理和结果的统一体。
设法解决观念认识问题，培养一种科学的循环观；
在对待循环运动时，一定要密切关注突围的存在，并把握住机会寻找突破口；
根据科学的循环观所揭示的事物在循环运动中所遵循的立体套嵌结构律，认真处理好不同层级的循环运动之间的关系。
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的重大发展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28这种“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协调统一，构成了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实践模态。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当准确把握事物的循环运动问题，这当然离不开关于循环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因为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为我国形成新发展格局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一种富有辩证意涵的理性指导。适应时代需要和实践变化，基于学理的角度研究循环运动及循环与发展的关系，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发展哲学的重要任务。
针对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物质世界，唯物辩证法给予了科学揭示。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具有本源性的意义，因为联系导致了事物的运动发展，并由此形成了运动这一事物的根本存在方式。恩格斯指出：“没有运动，物质是不可想象的。”[2]514但物质世界的运动发展采取了一种“循环”的方式。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再到人的思维认识领域，无论是宇观世界、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渺观世界，大到天体，小至电子，万事万物永不停息、周而复始地循环运动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2]418“循环”一词是对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状态的一种揭示或反映。所谓“循”，其本义是沿着、顺着，《庄子·天道篇》中就表达了“循”的这一本义：“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所谓“环”，其本义是指圆形而中间有孔的玉器。可见，在古人的认知里，所谓循环，就是指沿着或顺着圆形的轨迹运动的现象，表达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具有周而复始的特性。《史记·高祖本纪论》中写道：“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明代张景的《飞丸记·旅邸揣摩》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寒暑兮往来相继，兴衰兮循环道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内，事物是在运动中存在的，而运动其实是一种循环运动。任何事物，不论是天然事物还是人工事物，在时间链条中周而复始并有规律地发生发展，这就构成了循环运动。事物循环运动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客观性。循环运动是一种客观而必然的存在。事物是客观的，作为事物运动形式的循环当然也是客观的，即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事物的循环运动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性同时又导致了循环运动的必然性的发生，即事物包括社会系统的循环运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正是通过循环运动而为自己开辟前进或毁灭的道路，事物在循环中的发展进步或在循环中趋于死灭都是不可阻挡的。这种客观必然性深刻揭示了事物的循环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反映的是事物运动发展与循环之间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正由于存在着事物的循环运动规律，因而人们的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等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并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协调好不同循环运动之间的关系。可见，循环运动规律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客观依据，我们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实践，其实是遵循客观规律的理性选择。第二，普遍性。在循环运动规律的作用下，事物的运动发展均采取了一种循环样态，这种循环运动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认识领域，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具有突出的普遍性特点。从运动的形态来看，表现为吸引——排斥——新的吸引——新的排斥……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平衡——非平衡——新的平衡——新的非平衡……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适应——不适应——新的适应——新的不适应……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等等。就循环运动的事物而言，这种普遍性包括天体的循环运动、地球大气的循环运动、地壳物质的循环运动、水循环、生物循环，以及社会系统的循环包括经济循环、人生循环，等等。就人生“循环”来看，人生的循环运动就是一个“自转”和“公转”的历程。所谓“自转”，是指在“工作—生活”或“学习—生活”之间往来反复，从而实现自我价值乃至最后完成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所谓人生“公转”，是指围绕着集体组织或国家社会的运转，这种运转体现的是要做一个合格的或遵纪守法的公民，即自己的“自转”要采取与集体或国家的“公转”相协调的行动。就人的认识过程来看，也是一种循环运动。毛泽东在总结人类认识规律时就明确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3]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公转”是组成群体的诸多成员自转的集合或统一，在一个稳定的集体或组织中，存在着若干个成员，不同的成员都在围绕着集体或国家或社会进行“公转”。如果说在自然界，宇宙星体是受引力支配而围绕着某一中心进行循环运动的话，那么，在社会领域，集体或国家是通过什么使其成员能围绕着自己进行“公转”呢？这就是利益的力量和制度的力量。利益提供着动力作用，它把大家聚拢在一起；制度发挥着平衡调节作用，它能使大家各司其职、团结协作、有序运行。在国际社会，有国家内部的自我循环，也有不同国家间的外部循环，国际社会的“国家存在”复杂多样，这些国家间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循环往来，而支配国际社会循环运动的要素主要有两种：利益的力量和制度的力量，利益具有驱动性，制度或体制具有协调性。但由于现实的利益常常是国家形态的，具有突出的自我中心性，这就与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制度或体制产生了矛盾，导致了国际社会循环秩序被破坏。因此，抑制国家利益的绝对自私化，并做好国际循环运动在制度或体制上的与时俱进的完善化变革，应当是今后处理国际社会循环运动或循环发展的基本方向。第四，历史性。历史性或历史动态性是从时间维度对循环运动的一种把握，即事物特别是社会性事物在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其循环运动的内容、目的、任务、方式、表现以及遇到的问题等都不尽相同，从而呈现出了历史的动态性或阶段性特征。例如，新中国的循环发展，就至少分为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和新时代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的循环发展或循环运动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重大不同，呈现出历史的阶段性。可见，循环运动既有不同质的事物的差异，还有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的区别。第五，开放性。无论是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还是基于立体的空间维度来看，循环都不是绝对封闭或完全闭环状态的，而是呈现出开放性的特质。这种开放性表现为循环体和上下不同层级的循环体之间以及同一层级中不同的循环体之间，都在进行着交往活动，这种交往包括交流、交换，以及合作、斗争等，在这种循环体之间的矛盾互动中，循环体自身发生着种种变化，有激励性的前进变化，也有破坏性的下行变化。开放性是循环体及其循环运动的重要特征，事物的循环运动总是从其他循环运动中转化而来，它不可能凭空产生或一成不变。从事物存在的应有状态看，任何循环体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封闭系统，因为绝对的封闭系统由于熵增原理，不可能持续运行，迟早要趋于湮灭。换言之，循环体要存在和发展，要进行属于自己的循环运动，就必须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交流、交换，获得负熵流从而克服熵增现象，在这种对熵增的克服中以保持和提高循环系统自身的有序度。可见，只有“对外开放”，循环体的循环运动才能获得动力和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要求，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32。尽管在物质世界存在着种种下行的循环运动，但在社会领域，上行的循环运动是主流，是本质，是大方向，这是由于社会系统的循环运动是受着新陈代谢规律、趋利避害规律等支配的。第六，周期性。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是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其表现形态呈现出螺旋曲线即循环模态，是波浪式前进过程。事物在其发展中，经过对立面的两次否定、两次转化，就呈现为一个周期，表现为三个环节、两度否定的有节奏的运动。否定之否定原理告诉我们，事物发展到否定之否定阶段则综合了肯定阶段和否定阶段的积极成果，并摒弃了它们各自的消极成分，达到了对立面的统一，从而完成了一个发展周期。周期性是对事物循环运动完整过程的把握和揭示。事物在循环运动中只有经过一个周期后，事物的成长发展才是完整的、圆满的。例如，植物的发展是种子——植株——新的种子，劳动的进步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原始统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裂——二者在新的基础上的再度统一等，这些都是事物的完整的周期性运动。就是说，只有经过一个周期性的循环，事物的矛盾才能获得圆满解决，才能克服其片面性、不足性从而获得发展和进步。每一个周期的终点，同时也就是下一个周期的开端。事物的前进发展，就是一个周期（时间维度或纵向的历史的循环）接着一个周期，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形成由无数“圆圈”衔接起来的无限延伸的发展链条。基于人的价值功利的角度来把握，在方向性质上，循环运动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发展性循环，这是一种良性循环。良性循环导致熵减，体现出向前、向上的运动，呈现的是有序与和谐。一种是衰退型循环，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导致熵增，整体上呈现出向下、向后的运动。还有一种是维持性循环，这是一种中性循环，但中性循环并不稳定，它要么导致发展性循环，要么导致衰退性循环。某种循环体，由于其新陈代谢机制不强或不突出，出现了封闭僵化等情况，出现了绝对平衡态的现象如只有一种声音，千篇一律、万马齐喑、缺乏改革创新等，这样该循环体就会在根本上呈现出熵增趋势，最终会出现无序的衰退性结果。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而言，我们当然要追求和实现良性循环，杜绝防范恶性循环，以保持社会的平稳顺利发展。恩格斯也看到了循环有向上和向下的“分支”，“当我们说，物质和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时候，我们是说：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展过程而存在着，即以恶无限性的形式存在着，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就对这个过程理解了所必须理解的一切。最多还有这样的问题：这个过程是同一个东西——在大循环中——的某种永恒的重复呢，还是这个循环有向下的和向上的分支”[2]501。在中外思想史上，关于事物循环运动的论断史不绝书，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循环问题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经》）、“月有盈亏，阴阳有序”之说，表达的就是循环往复的思想。北宋理学家张载指出：“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氤氲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4]张载在此处表达了阴阳之气处于永恒的往复流转、错杂变化的过程中。在明代“气学”的代表人物罗钦顺看来，“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5]，这也表达了“气”的无限循环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古代西方也存在着自发的朴素的循环论，古希腊赫拉克里特认为，自然现象的普遍循环是因火的变化：“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6]26其循环路线为：“火生于土之死，气生于火之死，水生于气之死，土生于水之死。”[6]27柏拉图希望人们通过观察世界的和谐和循环来矫正自己头脑中的循环[7]。亚里士多德基于本体论角度认为，构成万物的本原在自己的规则中循环变化，“万物最初从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2]429。在黑格尔哲学中也有丰富的循环思想。在研究哲学史时，关于哲学运动，黑格尔曾这样讲道：“这种具体的运动，乃是一系列的发展，并非像一条直线抽象地向着无穷发展，必须认作像一个圆圈那样，乃是回复到自身的发展。这个圆圈又是许多圆圈所构成；而那整体乃是许多自己回复到自己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8]就社会发展来看，社会系统的运动发展既非直线亦非曲线，而是直线和曲线的统一，这种统一导致了社会系统呈螺旋式上升演进的态势。维科就鲜明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发现社会历史往往有某些周期性：每一个英雄时期都继之以一个古典时期……然后是野蛮时期，再到新的英雄时期。“这种周期性运动并不是历史通过若干固定阶段周而复始的一种单纯的循环，它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螺旋；因为历史决不重演它自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已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个新阶段”[9]。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存在着大量关于事物循环运动或循环发展的思想论断——这无疑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循环运动并处理好“双循环”关系的重要而直接的理论依据。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是其他物质循环的本源，在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物质循环体系中处于最基础的层面。例如，在“生产—消费—废弃”的循环过程中，起点和终点都是自然界，生产的原材料取之于自然，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废弃物又会重新返回自然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货币换位时指出，货币流通是“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相合的小圆圈”[10]。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详尽分析，同样完全证明了资本的活力在于循环运动。恩格斯在概括、总结当时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从而揭示了自然循环的辩证内容。根据当时物理学的发展，恩格斯指出：“物理学和以前的天文学一样，获得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必然表明：运动着的物质的永恒循环是最终的结论。”[2]416而新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循环论意义在于：“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2]418恩格斯还提出了循环运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的思想。他指出：“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中，“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2]28。这里所说的“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其实是指根据循环体存在的立体套嵌结构而呈现出的向上循环递进的态势。恩格斯把自然循环和宇宙的无限性联系了起来，提出整个宇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2]426的思想。他指出，这个循环无论就时间、空间，还是就具体物质存在的结构方式而言，都是无限的，但这个“永恒循环”又不是在“彼岸”，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经常地和如何无情地完成着”[2]426。列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循环思想，提出了发展是按“螺旋式”进行的观点：“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11]在列宁看来，辩证运动就是循环运动，或者说，循环运动体现着事物运动的辩证性。列宁十分看重“回到出发点的运动”。他指出：“一般说来，运动和变易可以不重复，不回到出发点，于是，这个运动也就不是‘对立面的同一’。但是，无论天体运动，或机械运动（地球上的），或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它们都不仅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即辩证运动的观念注入人类的头脑。”[12]295“辩证法的要素……在高级阶段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否定的否定）。”[12]190-191列宁进一步揭示了人的认识的循环性：“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12]311列宁还看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循环性特征，他指出：“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13]毛泽东提出了人的认识和实践“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循环运动思想，他指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14]经典作家们的循环运动思想，构成或揭示了一种科学的循环观。在循环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循环观：一种是唯物辩证法的循环观，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观。形而上学循环观把循环的某些特征片面夸大，掩盖或看不到自然循环的总和，因此，在形而上学循环观看来，循环的运行曲线是绝对闭合、机械重复的，循环运动没有前进性和上升性。这是一种否认“突围”、否认转化、否认联系的循环观，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而在唯物辩证法的循环观看来，循环运动是客观的，是在循环体内外矛盾的作用下进行的，循环是物质存在和发展的具体形式；循环运动在表现形态上尽管有三种，但在演进方向上则主要有向上、向下两种趋势，当然，社会领域的循环运动在本质和主流上则是向前、向上的运动变化。
事物的运动是一种循环运动，这种循环运动是一种中性概念。要在循环运动中实现向上、向前的变化，或者说实现由循环运动向循环发展的转变，必须发现或培植一种突围机制——这是一种能设法使事物逃离原来的循环运动而进入到更高层级的循环运动中以实现自身发展的机制，易言之，是事物脱离了原来的循环轨迹，并跃入了一种新的循环运动轨道中，从而实现了相对于原来的循环运动而言的发展性或前进性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突围机制”对应或导致的是发展，如果事物出现了下行或倒退的变化，那就是“衰退机制”在起作用了。对于具有开放性特征的事物的循环运动而言，事物在循环运动中所发生的这种突围机制十分必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机制的存在，事物的循环运动基本上就是封闭型、维持性的，很难呈现出前进性的变化，更为关键的是，在封闭的环境下，事物的变化趋势基本上只有一种，即在内部熵增的基础上不断走向衰亡。所谓突围机制是揭示或反映事物突破原有循环运动而呈现出向上、向前发展变化的方式、机理和结果的统一体。循环运动中的突围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特别是生物界以及人类社会领域包括人的思维认识领域。只不过在生物界，这种“突围”或“自然突变”是自发完成的，而且具有方向上的不稳定性。在社会领域，由于人的主体性存在和受新陈代谢规律特别是趋利避害规律的作用，“突围”常常是一种自觉主动的行为现象，在人的发展实践中，“突围现象”被“突围机制”所取代，这种“突围机制”对于社会发展就发挥着巨大的革命性推动作用。在社会领域，要形成发展进步的趋势，必须有突围的发生。具体而言，一个人、一个社会组织如学校、企业、政党乃至一个国家、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突围的作用；一个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发展也需要通过突围来实现；一种道路、制度、模式、机制或体制等进步也离不开突围。对某一社会主体而言，他或它一方面要实现自身的更高级发展，在别人的“刮目相看”中而成为更高级的循环体；另一方面，实现了良性变化的主体可以带领原来循环运动圈中的其他主体同样追求一种新的更好的发展，进入到另一种相对理想、高级的循环运动圈中去。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内在地包含着突围机制，正是这种突围机制的存在，导致了突围现象的层出不穷。在由猿向人转变的过程中，如果某个或某些猿人打制了一件石器，就标志着他或他们开启了向人的飞跃，从而逐步发生了属人的社会性的循环运动。环顾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某个农村孩子经过刻苦攻读而考上了大学，那么他就有可能实现某种“超循环”（超越原来的循环轨道），即打破原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格局或循环模式，而跨入另一个更大更高级的循环通道，从此开始新的人生。就社会组织而言，如果某个学校通过开拓创新、延揽人才等举措在教学科研等方面作出了突破性贡献，它就有可能跳出原来的循环轨迹而步入另一种更理想的循环状态；如果某个国家通过改革开放等做法而富裕强大起来，那么，它也能跳出原来的循环模式而跨入强国俱乐部或富国俱乐部的行列，进行新的循环。具体而言，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是一种循环运动模式，改革开放后又采取了新的循环模式；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前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循环模式，改革开放后则采取了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循环模式。就整个人类而言，人类的发展也存在着突围跃进的现象，如由原来的“断代性”发展而步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或由原来的黑色发展而转换成了绿色发展的循环模态。可见，任何事物都是特定的循环体，都有周而复始的循环特征。如果没有“超循环”的突围或逃离机制，事物一般都会原地踏步，只是维持现状或进行简单“再生产”，这样就很容易出现熵增情况，并在熵增中趋于衰亡，而正由于存在着某种突围机制，才使得事物既是周期性循环的，又是带有直线上升性质的。就是说，事物一般只有经过突围才能告别原来的循环模式而实现发展，所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突围是必需的。循环运动中突围机制的生成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这一规律主要是趋利避害规律。正是在趋利避害等规律作用下，事物的发展才呈现出了向前、向上演进的态势。需要说明的是，突围是一种在量变基础上的质变、飞跃，但它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这意味着，突围要以量变为基础，而且突围中有量变，没有量变的突围是不可能发生的；量变要上升到质变或突围的层次及其高度才能对事物的发展带来显著影响，否则就永远是量变，而且还会出现倒退的趋向。循环运动中突围有时是整体性地突然出现，但更多时候则是点点滴滴、逐步发生的。突围导致了事物沿着两条路线在演进，即层次性突围和阶段性突围。根据事物存在的立体套嵌结构律可知，事物的存在具有层级结构，高层级的循环体或循环系统包含着低层级的循环体或循环系统。“任何一个自然物，上有凭借它组成的层次，下有组成它的层次。于是，自然界就是在空间上层层相包的无穷层次的统一体了”[15]218。但在自然界，这种层级结构是物理性的，不具有价值方向性，而在社会领域或社会系统，这种层级结构具有矛盾的转化性和价值的向善性，而这种价值向善性则是受趋利避害规律支配的。易言之，社会系统循环运动的突围，是受趋利避害或趋利向善规律所决定。即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系统不存在随意的或莫名其妙的突围，而是在趋利避害规律支配下，呈现出向前向上演进特别是突围的态势。人们总是在对发展问题或发展不足的克服中趋于美好，因而，在发展中不断发生着由低层次的循环运动向高层次的循环运动的跃升，如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次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断向更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这实际上是一部不同历史阶段的循环体向更高级的循环体的“突围史”。由于社会系统的突围是在高级和低级、美好和不美好等矛盾运动中进行的，因而就出现了不同层级的循环运动的矛盾斗争现象，即高层级的循环运动和低层级的循环运动或美好的循环运动与不美好的循环运动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情况。虽然高层级是由低层级、美好是由不美好转化而来，但受趋利避害或趋利向善规律支配，人们总是持之以恒、孜孜不懈地追求和向往更高层级、更加美好的发展存在，或总是向往更高层级、更加美好的循环运动，由此就导致了社会历史进程中层出不穷的突围现象的发生。导致社会历史进程中突围现象发生的矛盾机理是这样的：其一，就循环体之间的矛盾关系来看，某一循环体本身受外界特别是高一层次的循环体的刺激影响，对自己的循环运动不满意，从而萌生了要逃离或摆脱原来的循环体或循环运动的想法与做法；其二，就人与循环体的矛盾关系来看，某一循环体中的多数人对于目前所拥有的循环运动或循环发展严重不满——因为这种循环发展没有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实现他们的利益，他们对于所参与的某种循环发展模式严重不满，于是改革或革命就发生了。例如，“‘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于是，我们“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6]当然，在社会领域，检验某种循环运动或循环发展是否好坏或优劣，关键在人，在于广大人民“说了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46。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由循环运动向循环发展转变跃进的主导力量，他们决定着社会循环发展的进程、状貌、速度、规模、方向等。当大多数人对于现有的循环运动或循环发展失望、不满的时候，社会变革包括改革和革命等就有了充实的群众基础。需要说明的是，突围虽然是在客观规律的支配下发生的，具有客观必然性，但这种客观必然性只是为突围的发生、突围机制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借助人的力量。在“人”的力量中，人民群众是主体性力量，某一领导因素如领袖人物或政党因素则是主导性力量。只有在突围条件成熟的背景下，领导因素如某一领袖人物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或当机立断，组织并发动人民大众形成一种“历史合力”，才能使“历史突围”真正发生，从而实现历史的飞跃性进步。这种历史突围中人的因素的影响，又使得历史突围具有了不同的特色甚至获得了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性只是表象，其背后依然是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因素的作用。
科学的循环观告诉我们，循环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意义。所谓世界观意义，是指我们在循环中看到了万事万物运动的具体样态，透过循环这个视窗知道了事物运动的应有状貌。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而科学循环观提供了物质如何运动这一问题的答案，因而循环显然具有世界观的功能或意义。所谓价值观意义，是指事物的循环运动尤其是社会事物的循环运动，在方向上主要具有向上和向下两种运动方向，而向上和向下的运动方向，本身就是基于主体功利角度所作的具有价值观意义的划分。由于向上的循环运动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运动趋向，向下的循环运动是有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运动趋向，因而循环的价值观功能就严格要求人们着眼和追求向上的循环运动，防范向下的循环运动。或者说，如果出现了向下向后演变的情况，就说明循环体内部出现了问题，如发生了动乱或战乱，或出现了分离主义思潮，或出现了治国理政方面的失误如严重的腐败问题等，这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了。循环的世界观特别是价值观意义反过来也同时赋予了循环以方法论的启示。换言之，我们要实现由循环运动向循环发展的转变，或者要促进循环发展，需要高度关注以下几种方法论举措。事物尤其是社会性事物包括人的社会实践都具有循环性的特征。因而，我们一定要确立起循环运动的观念认识。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事物的循环运动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就要求我们必须确立起事物循环运动的理念。这一理念的方法论要求，就是要将科学循环观运用于我们的实践中，使我们的实践活动也呈现出周而复始、螺旋递进的态势。科学的循环观作用在于，我们要根据事物的循环运动，树立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信念。根据科学循环观可知，循环运动实际上是直线和曲线或者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事物的循环运动表达的是事物的运动演变所呈现的波浪起伏、螺旋前进的态势。根据循环运动的这一特征，我们就要看到，事物运动的大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但在前进的过程中，事物的运动具有曲线性或曲折性，它并非一帆风顺、一路平安，而是充满了曲折甚至挫折。社会循环运动的主体或载体是人，社会事物的循环运动都是人所主导或参与的结果。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看，人们在循环运动或循环发展中容易犯两种错误：一是容易把循环运动中的曲线或回复绝对化、极端化，看不到积极的前进性的变化。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觉得生活或人生没有意义，看不到前途，打不起精神，还有一些地区或单位原地踏步、机械循环、简单维持，很长时间没有起色，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是错误的循环观在作祟。二是容易把循环运动中的直线性、上升性绝对化或极端化，导致循环体处于不间断的变革中，破坏了循环体的稳定性和完整的过程性。循环体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周期性，在其自身还处于稳定顺畅发展的时候，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护或维持循环体的稳定，如果随意推进循环体向前、向上突变或将上升性推向极端，冒进式的、不尊重规律的改革创新，就会破坏循环体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常常会导致相反的效果或结果。如果说第一种情况是因循守旧的话，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急躁冒进了，而无论哪种情况，其实都是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循环观的现实表现。在对待循环运动时，一定要密切关注突围的存在，并把握住机会寻找突围的出口或突破口。循环运动是一种客观普遍的现象，但我们不能以平常心看待这种运动现象，而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寻找在事物的循环运动尤其是人的实践活动中所出现的向上、向前发展的出口，通过某种突围机制以实现由循环运动向循环发展的转变。如果没有突围，事物只能是平面的机械式的原地循环，而非阶段性或层级性的带有上升性的循环。因而，对于主体来说，一定要注意突围的存在及其重要作用。当然，这种突围有时候是不期而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务必保持清醒，要抓住机会、实现超越。需要说明的是，更多的突围则需要通过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或奋斗以创造机会才能实现。实现循环运动的正向突围，除了把握机会、趁势而上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坚持发展，只有在发展中增强实力，才有力量化危为机，寻找到突围的出口。循环运动的正向突围并非凭空发生，有其内外条件的约束。外部条件主要是提供了机会或机遇，即事物的演变达到了某一临界点后，在量变积累的基础上出现了质变的态势，或出现了导致事物发生大的变化的“导火索”式的事件或因素，因而要审时度势，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促使事物发生重大变化，促成新的循环运动的生成，或打破原有平衡（原有平衡是循环体内部或循环体之间在已有循环运动中处于某种均势的、稳定的状态）。当然，外部条件所提供的机会或机遇主要是一种外因，这种外因固然不可或缺，却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内因的生成。换言之，在社会领域，某个主体能否抓住机会，趁势打造一个新的循环模式，以摆脱原有循环模式的困境，关键在于自身要有实力，即有能力创造一种新的平衡、新的循环。为此，一个基本的实践性做法就是要进行艰苦奋斗，通过发展以积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17]他还指出：“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18]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阐明了日常实践中的劳动创造所具有的量变能引起质变的哲学意义。所以，我们要牢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更是创造新的循环运动的基础。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发展中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基本原则，要少犯错甚至不犯错，尤其不要犯颠覆性错误。因为犯错不仅是实力的损耗，更是民心的流失，有害无利，犯错潜藏着向下或向后进行衰退性循环的可能，更谈不上利用实力以实现新的发展性的循环运动了。根据科学的循环观所揭示的事物在循环运动中遵循的立体套嵌结构律，要认真处理好双循环的关系。当前，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背景下，我国正在推进两个循环的发展战略，其客观的、根本的现实依据，就是不同层次的循环体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19]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告诉我们：其一，我国是一个重要的循环体，我国的发展就是一种循环发展，或是通过循环的方式而获得发展，这种循环发展是由不同层级的循环发展所构成的，如理论观念的循环发展（理论循环发展的正确路径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然后又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以至无穷）、经济的循环发展、文化的循环发展、政治的循环发展以及无数组织、单位和不同地区各自的循环发展，等等。其二，我国的循环发展要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所指出的，“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0]。这表明，在推动我国循环发展的实践进程中要以我为主、为我服务。无论国际循环有何等的影响力，这都是外因，都不能影响我们在循环发展中对独立自主和中国道路的坚持与遵循。其三，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存在着密切的，同时又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我们要在新时期新征程的历史背景下，积极处理好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使这两种循环处于一种良性顺畅的互动之中。事实上，事物存在的立体套嵌结构律是我们提出并处理好两个循环关系的重要客观依据。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循环体，这种循环体的存在呈现着立体结构的形式，即循环体或循环系统的存在是一种具有立体形态的圈层结构，表现为小循环体之上有中循环体，中循环体之上有大循环体，大循环体之上有巨大循环体，等等，这就是一种圈层套嵌结构。在自然界，“大螺旋制约着中螺旋的发展，中螺旋又制约小螺旋的发展。就这样，自然界就在无数的螺旋层层相套、层层相包、层层相扣、层层相依中演化发展着的。我们似乎可以说，螺旋相依是自然物演化中的规律性的东西”[15]224。事物的圈层套嵌结构原理表明，事物自身的循环式演进（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是在上下两个层次或层级事物的演进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例如，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相对意义的循环体，是受着高于我国的国际社会和国内不同地区的循环演进的密切制约的。我们追求的脱贫路上一个不能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不同地区的共同富裕等做法，实际上是要处理整个国家这个大循环体与地区小循环体的关系，在这种协调互动中使得地区小循环体能够沿着国家大循环体所要求或设定的方向演进，即至少要和国家大循环体的发展同步、同向、同则。我们进行开放、积极倡导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协调演进，说明了国际大循环体和国内小循环体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与制约关系，这种不同层级的循环体之间的制约关系，表现为相互适应、相互包容、相互促进、相互斗争。大循环体和小循环体都制约着中循环体，这种制约是必然的。因为就大、中、小不同层级的循环体而言，大由中组成，中由小组成；中在大之内，小在中之内。整体制约着部分，离开了整体的部分是僵死的没有出路的部分——并将失去其作为部分的价值和意义；部分组成整体，脱离了部分就没有整体。演进中的大循环体、中循环体和小循环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整体与部分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可见，根据循环系统存在的立体结构套嵌原理，循环体要获得健康发展，不仅要横向处理好循环体之间或循环体内部不同构成要素或单元间的关系，如不同的国家间的关系（因为国家可以视为一种中观循环体），某一循环体还要处理好上下不同层级间的循环运动的关系。对于一个大致处于中观态位的国家而言，国家本身是一个循环体，而国家这个循环体的健康顺利运行，还要求处理好其自身内部不同地区与国家间的关系，即所谓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同时，还要求处理好与国际社会或人类发展这一大循环体之间的关系，而这样一种要求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当然，这种不同层级间循环体关系的处理，要以“我”为主，即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立足于“我”的循环发展，因为即使外界的循环运动对我有影响，那也是外因。
关于循环运动的哲学透视，使我们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是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认识进路。哲学视域中的循环运动和经济学等具体学科视域中的循环运动有着明显不同。这种哲学透视具有“显微镜”的作用，它能透过关于循环运动的各种纷繁的感性现象而深入到其哲理的内核，力图把握循环运动的本质、规律、机制、属性等内容；这种哲学透视还具有“放大镜”的作用，即我们要还原和揭示关于循环运动的丰富内涵和应有状貌，为由循环运动向循环发展的转变以及“双循环”关系的处理等实践行动提供哲学上的充分依据，或把社会领域关于循环发展的认识及实践奠定在一个深厚的哲学基石之上。
结合着人们的循环发展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框架下所形成的科学循环观具有重要的发展学意义。以科学循环观来看待我们的发展实践，务必要破除两种错误的发展理念，一个是理想主义的发展理念，另一个是悲观主义的发展理念。理想主义的发展理念把循环运动中的直线式、前进式的运动现象或趋向绝对化、唯一化，只看到了事物前进的、上升的一面，却忽视了事物在变化中的曲折式、往复式的运动现象；悲观主义的发展理念把循环运动中的曲折式、往复式的运动现象或趋向绝对化、唯一化，只看到了事物曲折的甚至“倒退”的一面，却忽视了事物在变化中的直线式、前进性的运动现象。这两种关于发展的认知或思潮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念。这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念在迄今我们的发展实践包括人生实践中都大量存在。科学的循环观要求我们树立一种辩证的社会发展观。辩证社会发展观的核心是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及其存在样态，它基于事物循环运动规律，以科学循环观为工具，要求将直线和曲线、前进和反复统一起来，既要看到事物运动变化的直线性、前进性，又要看到事物运动变化的曲线性、反复性，从而在扬弃传统的、形而上学社会发展观的基础上走向一种科学的辩证的社会发展观，并以这种辩证社会发展观来指导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循环发展。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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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93.
[15]闵永昌，黄明理.论自然界的普遍规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
[1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5.
[17]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
[18]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
[19]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4-5.
[20]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N].光明日报，2022-08-01（2）.
作者简介：何玲玲（1971—），女，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邱耕田（1964—），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下南部边境脱贫区巩固与振兴的协同治理体系研究”（21XMZ081）